2009年人民日报之人民时评合辑

导读:也是人民群众的期望,把自己当做人民公仆,才能在服务人民的领导岗位上有所作为,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却坐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就不能只盯着人民币而忘记了人民,只有放下身段、亲近人民,才能真正地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走进人民群众、融入大众生活的艺术才是人民艺术,人民艺术应是受群众欢迎、根植于群众沃土、鼓励群众士气、振奋群众精神、提高群众鉴赏,人民艺

2009年人民日报之人民时评合辑

比如,在以往对地方财政或专项资金审计时,审计部门多是关注挤占挪用中央专款、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等问题,而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很少涉及。今年审计报告立足挖“病灶”,旗帜鲜明地提出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基层政府自主调控财力较少,地区间财力不够均衡,部分地方收支管理不够规范”三大痼疾,并提出了因应之策。这样做,更有利于把局部“点”上出现的问题,放到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剖析,追根溯源,堵住制度上的缺失与漏洞,更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屡审屡犯”这一“老大难”问题。

审计的根本目的是“免疫”。监督从“前台”移向“后台”,从“事后”转向“事前”,加强建设“免疫系统”,前移审计关口、增强审计效果,是审计部门近年来的努力方向。从今年的审计报告看,在审计的方式上,审计部门也正力求变革,更加注重时效性。以往的审计大都是事后审计,往往是项目建完了,问题也发生了,损失难以弥补。而今,为了起到“免疫”作用,审计部门提前介入,对国家新增投资项目进行跟踪审计。通过加强跟踪审计,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和国家重大投资项目不出问题、少出问题、至少不出大问题。这种“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边提高”的做法,无疑对预防国家资金“跑、冒、滴、漏”具有积极作用,切实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坚守审计这道“铁闸”,用铁面无私的审计,维护公共利益,促进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发展,这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望。

06月26日 注意有缝的鸡蛋

李泓冰

经济适用房本来是一项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德政,但近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的地方以建经济适用房的名目违规建造别墅;有的地方的诈骗者利用各种制度漏洞,两年中“轻松自如”地盗卖几十套经济适用房,非法获利;还有的在摇号上做文章,竟能顺利通过层层审核??

其实,问题由来已久。经济适用房的出现,不只深受中低收入居民的欢迎,更是不少单位在房改启动之后,破解职工住房难题的良方,因此,经济适用房一面世,其开工面积和项目数量便逐年成倍增加,迎来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经适房也成了容易发生腐败的地方,怪现状层出不穷:忽而“惊曝”经济适用房小区出现大量闲置“豪宅”;忽而是已售经济适用房“突现”“高租售率”;忽而是经适房小区出入者竟然颇多以奔驰、宝马“代步”?? 一时间,经适房几成众矢之的。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显然,这只“蛋”的缝隙还不小,才会让逐臭之蝇纷至沓来。这个裂开的“缝”,体现了经适房体制的先天之弊,如同改革之初被权力寻租者们疯狂利用过的价格双轨制:同一宗物资,却有相差颇大的两个价格——体制外的市场价格和体制内的计划价格,这让拥有“批条”权柄的一些人捞足了“第一桶金”。

经适房亦如是:仰之弥高的房地产市场价与相对低廉的经适房价格之差,足以让权力寻租者欲望膨胀。他们甚至不必冒太大的风险,真被查出来,大不了退房了事。经适房的钥匙,“你有我有全都有”,各地都不鲜见,彼此心照不宣。

这份心照不宣,在有的地方,已经到了一路畅通无阻的地步——因为违规成本极低,这一路竟少有人皱着眉毛问上一句。这才是最令人心悸的!

这类在有缝“鸡蛋”欢宴的现象,并不独属于经适房。但凡事涉有“利”可图、有“权”可谋的公益性事业,或是缺少监督的涉“公”开销,都将悄然混迹于“鸡蛋”之中,其缝隙之大,时有触目惊心之感。因此,我们要充分警惕。

重拳惩戒腐败,提高违规成本,才能让有缝的鸡蛋遁迹??

06月29日 变味的“加分”

汪晓东

近日,重庆市对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高考考生给予取消加分资格的处罚。

是否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民委等三部委的有关规定,取消相关考生的录取资格?是否应该给予涉嫌造假的公务人员以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罚?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广大群众也在议论。

这些年来,捍卫高考的公平公正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有关部门也制定了若干堵塞漏洞的办法。但违规加分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无形中加剧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和质疑。

高考成绩多一分,往往可以甩掉几十、几百名竞争者。某考生通过造假获得加分,进而获得进入大学或者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就意味着有人因此失去了相应的机会。违规加分事件中,受伤害者首先是同场竞争的考生。

当然,涉嫌造假的考生本人,或许也是受伤害的对象。因为单凭他们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能力造假。也正因如此,有人对可能失去录取资格的考生抱有一丝同情,认为更应由他们背后的操纵者接受相关处罚。 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

高考加分,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体现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理念。但这项制度如果被人钻了空子,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这样的“修正”,甚至比不“修正”还要糟糕。

而加分制度一旦被权势挟持,后果更为严重。不久前有报道说,浙江某中学参加2009年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其中13名考生的家长都有些背景。有人将此种情状形容为高考的“马太效应”:越是有“实力”的家庭,越可能为孩子 41

争取到包括加分在内的各种优惠。这样,考试很可能被异化——特长生加分、高科技人才的子女加分、投资者子女加分、纳税大户的子女加分等。加来加去,还有多少公平?

但凡一项政策,总会有钻营者,这并不奇怪,关键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堵住漏洞,把伺机钻营者挡在外面。教育部对高考加分的政策不可谓不明确,那就是“严守标准、宁缺毋滥、公开公示”;对高考违规加分的处罚也不可谓不严厉。人们要问的是,在这样明确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面前,为什么铤而走险者前赴后继?究竟用怎样的办法才能遏制不正当竞争,让广大考生共享阳光下的公平?

刚刚看到一条消息,河北省正考虑举行高考加分听证会,把加分项目和政策摆到桌面上讨论,邀请学生、家长、学者、媒体等参与,不合理的加分项目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这样的尝试值得肯定。

6月30日 “陪访制”如何走出尴尬

苏显龙

据报道,江西瑞金一项以人为本、变堵为疏的信访创新制度,却在实际工作中遭遇了尴尬。

在瑞金,越级上访、非正常进京上访已困扰当地政府多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瑞金于去年11月推出“陪访制”,即由村级、乡镇干部陪同上访人到有关部门落实解决问题。然而“陪访制”推进半年有余,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今年一季度496件接访中,陪访仅19件。

“陪访制”的初衷是好的,意在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减少越级上访,而且可以协助信访部门督办群众反映的问题。可为何群众偏偏不领情?

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看,用“控访”来限制群众正常的信访,效果未必好。瑞金4年前开始的乡镇干部信访考核制度规定,“超出规定的信访量,考核时会被一票否决”。制度的“量化”要求,虽然操作起来简单,却无益于保障群众的权益。实施“陪访制”后,由于免除了干部的信访责任,他们少了考核压力,也就不会去“截访”、“控访”,缓解了干群矛盾。但反过来想,如果群众拥护这一制度,基层干部定会陪不胜陪,疲于应付;如果不拥护,那么“陪访”往往可有可无。

而从上访群众的角度看,他们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反映的问题,大都事关基层干部的问题。我告你,你还要一路笑脸相陪,这份好意谁好意思或者有胆量接受?即使“陪访”干部笑容可掬,也难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而有些上访人反映的问题,还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干部“陪访”难免有“监访”之嫌,让人不禁怀疑此举到底是保证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还是加强了政府对上访的“管理”。

基于这样的分析,“陪访制”遭冷遇也就不足为怪了。更尴尬的是,信访追责制度在向基层覆盖后,非正常信访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有的上访群众会把这一制度当成和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敏感时期,乡镇干部为‘息访’,会陪群众吃喝打牌,并给予利益”。

据了解,“陪访制”非瑞金一地独创,贵州、内蒙古等地也在基层推广,效果如何,不敢妄加揣测。仅就瑞金的实践而言,这样一项初衷很好的制度并没有降低越级上访次数,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

对于陪访率低的原因,当地干部分析说,这和大多数上访群众不信任乡镇干部,绕开他们上访有关。也许,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基层领导干部站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场上,把自己当做人民公仆,常思百姓之苦,常念民生之艰,切实解决事关百姓的问题,群众上访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少,上级部门的麻烦也才会越来越少。解决好基层干部的公信力问题,建立融洽的干群关系,和谐信访才能成为可能。

07月02日 群众满意度的分量

郝 洪

官员之“德”的约束力,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领导干部考核选拔体制的科学与民主,只有在明确“谁来考核”这个前提下才能实现

领导干部考核制度的设计,是“考核指标”重要,还是“由谁来考核”更重要?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面解答了这一问题。 《意见》从“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到“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明确把这一问题提到了干部考核制度完善的重要位置。

这一提法,既是对构建科学的干部考核选拔体制机制的长远考量,亦可以看成是我们党对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现实情况的深刻认识——通过公开监督的力量,纯洁干部队伍,整顿吏治,让德才兼备的人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中坚力量。 一直以来,“德才兼备”是考核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什么是“德才兼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德”字为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再专业、再出色的才能,也应由高尚的理想和信念引领,才能在服务人民的领导岗位上有所作为。

所谓“德”,内涵很丰富。然而它缺少类似GDP这样的量化指标,很容易流于形式——嘴上是主义,私下成了生意,有些人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反贪反腐,一转身却对卖官鬻爵之类弊事乐此不疲。这也是为什么屡屡强调完善干部考核选拔机制,却仍有“失德”官员出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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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之“德”的约束力,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换句话说,要把“谁来考核”提到完善干部考核机制的重要位置,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权力是否滥用,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由民意判断。而领导干部考核选拔体制的科学与民主,只有在明确“谁来考核”这个前提下才能实现。

明确了“由谁来考核”,我们的干部考核选拔机制才能更加科学,才能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我们的干部认识到“为谁服务”,才能防止官员滋生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荒唐念头,才不至于让有些官员打着党的旗号,却坐到人民的对立面上,才能杜绝“政策句句在理,官员偏偏不理”这样政令不畅的怪现状。

眼下,各地都在大量起用年轻干部,亦在贯彻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希望能够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切实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选准人,用好人,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担负起促进科学发展的重任。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07月03日 校舍安全怎样“问责到底”

袁新文

确保校舍安全,职能部门不能缺位或淡化责任。只有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豆腐渣”工程才能根本杜绝,校舍的安全才有坚实的保证

近日,为确保中小学校舍安全,辽宁省出台“终身负责制”新规:中小学校长作为具体工程项目第一责任人,在位时建的校舍,若干年后出了问题,即使该校长交流到别的单位或者退休,同样要被追究责任。

校舍安全,关乎生命安危,怎样重视都不为过。作为学校法人,校长责任之大、肩负之重,不言而喻。一位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校长,能让一座破旧的教学楼在大震灾中巍然屹立,保全全校师生的生命;而有的人却敢从学校基建中谋取私利,把校舍变成“豆腐渣”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终身负责制”来约束校长,不失为一种制度建设的尝试,对校舍建设的安全保障有着鲜明的警示意义。

然而,应该对校舍安全“终身负责”的却不仅仅是校长。校长受教育部门委托管理学校,固然应该对在建校舍质量承担相关责任,但也应该看到,使用公共财政资金建设的中小学校舍,产权属于全民。正因如此,《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也明确指出,对于校舍安全事故,要依法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我们在办的,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全国各类中小学校共有38.8万所,校舍面积达15.56亿平方米,校舍安全战线漫长,责重如山。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四川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时强调,要加强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把学校建成安全、牢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建筑。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课堂,是校长的职责所在,政府更是责无旁贷。

从责权相应的角度看,如果校舍建设资金的拨付权、建设项目的招标权、校舍设计单位和质量监督单位的选择权都掌握在职能部门手里,问题就可能比较复杂。我们也应在制度上解决,不能让“有权的无问责之忧,无权的有担责之虞”。明确地说,确保校舍安全,职能部门不能缺位或淡化责任。只有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豆腐渣”工程才能根本杜绝,校舍的安全才有坚实的保证。

07月06日 高考公正需要信息公开

李灿灿

违规加分考生的相关信息迄今未能明示,不只是激起众多议论、猜测和质疑,似乎也已对正常的高考招生工作造成影响 这几天,不知道“民族成分造假”名单上的那些高考考生和他们的家长是怎样的心情。

除了此前被曝光的民族成分造假的案例,那份31人造假名单上的其他29人,仍然扑朔迷离。面对公众不绝于耳的质疑声,有关方面仍未公布31名民族成分造假考生的有关信息,并宣称“不对外公布是我们联合调查组研究决定的”。 联合调查组的研究和决定,也许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究竟是什么,没有人出来将其道破。始终关注此事的公众,只能在等待中凭自己的理解猜测。

有人善意地认为,这也许是为了保护涉及造假事件的学生,因为他们还很年轻。更有人尖锐地质疑,那些没有公开的造假考生,与已被曝光的两名考生相比,有没有更深的背景?这里面是否隐藏了更多的幕后交易?如此讳莫如深,如此不公开的处理,又怎能起到惩戒和警示后来者的作用?

违规加分考生的相关信息迄今未能明示,不只是激起众多议论、猜测和质疑,似乎也已对正常的高考招生工作造成影响。据报道,北京大学接到的第二例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举报,其当事人就是31名违规加分考生之一。试想,如果不是举报者及时提醒,北京大学对这名考生的违规信息怎样才能了解?其余违规加分考生报考的有关学校,是否对相关情况也仍不知情? 从这样的角度讲,即便调查组出于种种考虑,不公布考生本人名字,也应该将其告知录取单位;即便有关方面取消加分资格后,不再对考生做进一步处理,也应将违规事实告知招生高校,以利于招生工作在阳光下更加公正公平地进行。 近日教育部通报,今年高考违规率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低,有关负责人强调“高考是实现公平竞争、值得充分信赖的国家教育考试”。防止高考公正被权力和利益损害,不仅要有制度层面的保障,同时也离不开信息公开和各种监督。

从“高考航模加分事件”和至今尚未平息的“重庆考生更改民族成分事件”来看,营私舞弊和弄虚作假的诸多环节,往 43

往与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手握权力者的渎职乃至个别公职人员的贪腐有关。正因如此,肃清高考造假,不仅要纠正造假,更要揭露其背后的渎职行为,严肃追究造假者的责任。

据知,重庆市联合调查组已掌握了31名考生变更少数民族身份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市委、市政府已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待分清责任后,将严肃处理责任人,并公布结果。

这正是公众最想尽早知道的答案。

07月07日 高雅艺术,请离大众再近些

尹卫国

高雅艺术要想健康发展,就不能只盯着人民币而忘记了人民。只有放下身段、亲近人民,才能争取到更大的传播与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自7月3日起,国家大剧院开始举办为期45天的“走进艺术殿堂——国家大剧院暑期高雅艺术体验活动”,将安排184场面对青少年的艺术体验,并推出最低每人15元的家庭套票。

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接受高雅艺术的熏陶,是很多家长和孩子的梦想。国家大剧院是目前中国最现代化的艺术殿堂之一,就是走马观花参观一下,花上10多元门票也不算贵,票价15元一场的演出绝对称得上“平价艺术”。

高雅艺术体验活动的票价虽然低,演出的艺术水平却并不打折。据报道,向青少年学生推出的体验活动包括聆听弦乐四重奏、民乐小合奏、木管五重奏等高雅音乐,包括合唱篇、童谣篇、民歌、流行歌曲等高水平演唱,还可参与歌剧、电影、戏剧、戏曲、舞蹈等经典艺术演示与互动。

走进人民群众、融入大众生活的艺术才是人民艺术。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确实,人民艺术应是受群众欢迎、根植于群众沃土、鼓励群众士气、振奋群众精神、提高群众鉴赏水平的艺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艺术还应该是公益性的艺术,是群众能欣赏得起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大剧院主动降低票价,为更好地服务人民带了个好头。

近年来,一些高雅艺术门票价格高得吓人,看一场演出动辄数百元、上千元,甚至更多。居高不下的票价把普通百姓挡在了剧场门外。高雅艺术成了高价艺术,乃至天价艺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这种远离人民的艺术,即使再高再雅,也不可能有普适性、广泛性、群众性,更谈不上服务工农大众。

高雅艺术为何要卖天价门票?在很大程度上是金钱观在作祟。有人认为,一流艺术就应该有一流市场价,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确实具有商品属性,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艺术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毕竟,艺术还承载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和文化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责任。因此,高雅艺术也需要眼睛向下,服务普通民众。 还有人认为,普通群众缺乏对高雅艺术的领悟和欣赏能力,高雅艺术就是面向高层次人群的。这种想法也是片面的。高雅艺术健康成长离不开普通观众的栽培和涵养。随着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对高雅艺术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同样喜欢阳春白雪,如果高雅艺术长期与群众隔绝,显然不利于整个民族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服务于人民大众的艺术才是真正的人民艺术。高雅艺术要想健康发展,就不能只盯着人民币而忘记了人民。只有放下身段、亲近人民,才能争取到更大的传播与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07月08日 幼儿教育何以成为“短板”

熊丙奇

让每个幼儿从小就接受平等的教育,让每个家庭从繁重的幼儿教育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形成健康的家庭教育理念。对此,社会应该共同关注,政府应该更有作为

这个暑假,南京的很多孩子家长过得不太踏实,因为60多家公办幼儿园前不久集体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将现行保育教育费提高到每个月600元。如果这一申请获得批准,今后一个孩子每年的费用要花6000多元。

上述报道所指的,还只是公立幼儿园。事实上,早在2005年,南京就曾有民办幼儿园明码标价一年收费10万元。而据统计,在南京,主城区公立幼儿园的比例较低。也就是说,更多的家庭,要支付远比公立幼儿园收费高得多的费用。 “公立园挤不进、私立园上不起”,这种情形可能比较普遍。北京某区对民办幼儿园收费状况的统计显示,2/3的民办幼儿园每月收费在1500至2500元,每月收费在2500元以上的约占1/3。现在,如果公立幼儿园收费也跟着水涨船高,确实让不少家长接受不了。

幼儿园的高收费,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过少。一方面,学前教育很大程度上靠民间资金举办,在有的地方,民办幼儿园所占比例相当高,而政府基本上无任何投入;另一方面,对于公立幼儿园,投入同样有限,公立幼儿园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也只好不断提高收费标准,来解决幼儿园资金不足的问题,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幼儿教育目前并不属于义务教育,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幼儿教育的规划、发展、投入中,往往是出政策鼓励民间资金举办幼儿园,管理却不到位,使得幼儿园收费比较混乱。此外,同样属于非义务教育,地方政府重视高中教育远超过幼儿教育。原因很简单,高中升学率能体现当地的教育业绩,而发展幼儿教育,却在短时期里难以收获类似升学率那样“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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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足幼儿教育这块“短板”,让每个幼儿从小就接受平等的教育,而不是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不平等的教育竞争;让每个家庭从繁重的幼儿教育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形成健康的家庭教育理念,而不至于从孩子两三岁时,就陷入沉重的教育负担之中。对此,社会应该共同关注,有所作为。

07月09日 当民意成为考核“刚性”指标

吴 焰

知情权不落实,信息就不对称,也就不能保证群众科学有序的参与和监督;监督权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缺乏“看得见的结果”,群众就失去了表达民意的动力

民意成为干部考评的“刚性”指标,正从中央要求迅速落实为地方的实践。7月8日本报10版刊登的一组各地考核新亮点,让人们对这种“刚性”有了真切感受。

事实上,无论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把选人用人的评判权交给群众;还是今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把“群众意见”凸显出来,都不是把“民意”当成一个标签,而是希望通过“谁来考核”的主体变化,引导、监督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把群众的感受放在心中。

就目前情况看,这一变化的功效还有待验证。群众中有“指标虽刚性,约束却弹性”的担心,亦并非多虑。比如报道中提到的内蒙古乡镇干部选拔考评,知情群众的评议分值占到60%,看上去力度很大;细读之,方知是“占民主评议总分值”的60%。而“民主评议分值”在整个考核中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外人尚无法得知。

问题还在于,从过去不少地方干部考评看,民主评议结果很少向群众公开,这是否会让人们有这样的疑虑:当民意符合上级意图时,就会顺应民意;当民意与上级意图不一致时,民意不过是“参考”?如果这种现象不能改变,过去那种把民主评议当成“走过场”的景象,难保不会在今后的考评中再现。 而民意能否真实表达的问题,亦浮出水面。

今年初,江苏有些市县的基层干部,为通过省里的小康验收,在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当地群众进行调查前,私下做了大量“功课”,以获得较高的群众满意度。这告诉人们: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善的事前预防和事后追惩机制,民意调查结果照样有可能失真。

民意的真实表达,实际上与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是否统一有关。知情权不落实,信息就不对称,也就不能保证群众科学有序的参与和监督;监督权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缺乏“看得见的结果”,群众就失去了表达民意的动力。 所以,在欣喜于各地纷纷将民意作为干部考评中的刚性指标时,不妨重温《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里讲到“扩大考核民主”时的一句话:“进一步公开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增强考核工作透明度”。

公开,是确保民意“刚性”效力发挥的最佳方式。

07月10日 “学术权力”如何畅通表达

沈文钦

高等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有利于划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线,防止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

据报道,吉林大学近日出台新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

学术委员会是高校的核心机构,承担着“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评议、论证和决策职能。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学术委员会负责的是纯粹学术性的事务。从逻辑上讲,这自然要求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相关学科的权威学者,在相关专业领域具备精深的造诣。

然而,高等教育法并没有对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做出明确规定。这为一些并不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人进入学术委员会,谋取相应的学术利益留下了“后门”。同时,学术委员会允许其成员学术、行政“双肩挑”,也存在这样的风险:即便他们在学术上非常出色,但在涉及敏感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仍可能利用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影响委员会的决策,从而将行政权力带入学术事务的决策过程之中。这是很不合理的。

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这是世界各国大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早期的大学一般规模都不大,往往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不仅掌管专业设置、学位授予等学术事务,同时还负责经费预算、机构设置等行政事务。和早期大学不同,今天的大学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体系,机构复杂、事务繁多,必然要求有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行政人员,教授的管理职责也从治校转为治学。学术与行政走向分化之后,两者间的矛盾也就产生。 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力的重要表达渠道,其本质是教授治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项核心原则,教授治学原则的精髓在于,体现学术权威的教授应该在学术事务当中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当今大学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和学术权力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的情况下,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弥足珍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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